七秩如歌·杏坛说|冯乐耘：档案保护技术学的耕耘者

人大信管网络新闻中心出品

| 编者按

以吴宝康先生为代表的老教师们，遵循“求真务实、洋为中用”的原则，摸索和构建中国化档案学理论和课程体系。他们坚持著书立说，传道授业；他们坚持守正创新，开枝散叶。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创业的奋斗者。恰逢院庆，学院启动专题栏目"杏坛说"，收集整理离退休教师口述史、学科发展史，全面梳理70年的发展历程。

人物介绍

冯乐耘，教授，男，1928年生，江苏扬州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首届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档案班学员，1954年档案系研究生班毕业，历任档案系副主任，档案保护技术教研室主任，多次选任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理事，中国档案学会档案保护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档案学会理事，中央档案馆档案保护技术顾问和中国档案学会顾问，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代表成就：创建《档案保护技术学》课程，编导《档案害虫防治》科教片，主编3本书，发表60多篇文章，1994年离休。

结缘“档案保护技术学”

1952年，西南局秘书处送我到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档案班学习。l952年底，我被从专修班抽出读档案研究生班，第一届研究生班共9人，由苏联专家讲授专业课。l954年毕业后，我留校任教。

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接收了大量的历史档案，急需档案保护的知识和人才。就在客观形势迫切需要的时刻，1953年初，苏联专家谢列兹聂夫向吴宝康主任提出，希望建立一门新课“文件材料保管技术学”，吴主任让我承担。专家开始向我讲授课程（后改名“档案保护技术学”），由韩玉梅翻译，后来刘凤志也参与听课。从此我和“档案保护技术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图1：1987年苏联档案专家谢列兹聂夫老师送给冯乐耘的照片和怀念留言

1954年“档案保护技术学”课程正式开始建立，1955年在专修科与本科中专题讲授，1958年课程体系初步形成，课程中的重要观点与指导思想逐步提出并确立。1961年出版了《档案保护技术学》内部教材。1955年开始建立档案保护技术实验室，至“文革”前夕，固定资产已达到10万元，实验室面积增到340平方米。有档案保护技术教师4人，实验员1人，保管员1人。遗憾的是，“文革”中档案系随人大停办而撤销，人员另行分配，实验室仪器设备被瓜分。

1978年，档案系随人大复校而恢复。当时全国档案保护技术工作形势已不同于60年代，更不同于50年代。我国档案的数量越来越多，年代越来越久，保护方面反映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档案保护技术人才需求也越来越迫切。特别是经过“文革”，档案遭遇历史上罕见的浩劫，不少档案被烧毁、虫蛀、霉烂。由于档案保护条件恶化，档案纸张老化、字迹褪变现象十分严重。据部分省档案馆不完全统计，档案文件需要加固修复者约占全馆的十分之一。客观形势迫使各级档案部门必须加强档案保护技术工作，改善档案保管条件。根据档案工作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档案系把原来历史档案专业发展成为历史档案、科技档案、档案保护技术3个专业，并且计划通过先搞3个专门化的办法把3个专业搞起来。

图2：档案保护技术教研室全体教职工合影

档案系成立了档案保护技术教研室，任命我当主任，恢复了实验室。为了发展专业的需要，将原来的“档案保护技术学”一门课分为四门专业课：“档案保护条件与技术”“档案有害生物防治”“档案修复技术”“档案复制技术”。另外还建立了一门“档案保护化学”专业基础课，为专门化及招收研究生创造条件。当时教研室教职工人数达到14人（教研室全体教职员工合影，图2）。1978年开设了档案保护专门化，招收了第一批学生(8名)。1980年将冯乐耘主编、胡让副主编的《档案保护技术学》（1961年）教材修订本公开出版。1984年开始招收档案保护技术硕士研究生。在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的领导和支持下，通过中国档案学会档案保护枝术委员会（图3）举办了档案修裱技术培训班，开展了档案修裱技术系列专题研究，并出版了《中国档案修裱技术》专著。应当说，所有这些措施为客观需要、传播知识、培养人才做了一些工作，也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图3：中国档案学档案保护技术委员会，是我们建设《档案保护技术》课程业务信息重要来源和开展专题研究的重要平台之一，并且努力发挥主管部门的助手作用。

树立正确的档案价值观

搞档案保护的首先应当知道什么是“档案”，不仅要知道档案的有用性，还应更深层次地了解档案不同于图书、情报资料，档案是初始的、真实的历史记录，具有极高的凭证价值。档案的凭证价值，最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构成：

第一，档案的内容。档案的价值是由内容决定的，但内容是由档案制成材料构成、体现、承担的，其中每一种构成档案制成材料的生产原料、加工方法、生产时间、其中添加剂以及物质的物理、化学性质等等，都是既定的、可知的。档案制成材料与档案内容的大背景，也相互吻合、互为佐证、客观存在、自然形成。档案的内容人们可以感知的形态往往是可以复制的，这也是图书、情报资料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一定凭证作用的原由。但留在档案中的这种初始的、物质的性状、成份的信息和变化，是不可能全面复制，更不可能再生，而且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档案的寿命。档案的物质如果变质了，载体或上面的符号变褪消失了，档案这个物质承载着的档案信息，也就不完整或不存在了，凭证作用也就部分或全部消失了。凭证作用的寿命与档案制成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质是紧密相联的，这也就是我们要重视档案保护技术的依据。

第二，文书形成过程。部分档案是由文书转化而来，在文书形成过程中，留下了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文书格式、签字、印章和各种标记。文书的书写方式也多种多样、各具特色，有些档案内容是由形成者亲自书写，是真迹。文书形成中的许多细节，都在起着凭证作用。

第三，岁月留痕。档案在漫长岁月的保管、运转过程中，在档案上还留下了许多历史痕迹，这些痕迹的形成，有自然的，有人为的，从中可以研究、吸收到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其中有些痕迹，是由于档案制成材料本身老化自然形成的，有时会成为确定档案产生年代和背景的重要凭证，也是研究档案自然老化规律的重要依据。

这三个方面的凭证因素是由许许多多的凭证因子组成，这些凭证因子，都毫无例外地留下了时间和空间、质和量的印迹，凭证了档案的真实性，可靠性和耐久性，这就是档案的价值之所在。这就是一种特殊的档案价值观，我们档案工作者特别是有关领导和档案保护工作者需要有这种认识。

课程建设必须密切结合实际

“档案保护技术学”是档案学中，根据档案制成材料变化规律，寻找科学防治方法，最大限度延长档案寿命的一门分支学科，延长档案寿命也就包含延长档案的凭证作用的寿命。这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课程的体系乃至各个章节的内容，应当符合实际和实践发展的需要，课程中的理论必须与实践密切结合，课程讲述的技术方法，应当是经过科学实验或实践检验的。我们是从学苏联开始的，必须迅速解决“中国化”的问题，要让课程的理论与实践符合我国国情。要达到这些要求，重要措施之一是经常不断地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深入到实际当中去，进行调查研究，力求做出成效。

第一，深入到有关档案与档案保护相关的生产部门调研

深入调查研究档案制成材料，这是建课之初非常紧迫的任务。苏联专家讲的档案制成材料，其中的基本道理，有些地方是适用的，但中国的档案制成材料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历史档案中有大量的手工纸，还有中国历史悠久的墨，这些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书写材料，我们的祖先对这些书写材料的耐久性很有研究。

其他书写材料如：墨水、复写纸、圆珠笔、油墨、铅笔等，在近现代档案中大量存在。这些书写材料有些是从国外引进生产的，我国的这类书写材料配方跟国外比较大同小异。可是经过调查发现，存在不规范现象，有的厂家唯利是图，生产的书写材料质量问题很多。比如复写纸（图4），当时市场十分火爆，为了赚钱，厂家生产出一些不合要求、质量低劣的复写纸投放市场。为了追求一次复写能取得更多的份数，提高竞争力，厂家将复写纸涂层配方中的油和蜡的比例进行了调整，增加了油的份量，结果复写出的份数是多了，但字迹却易于扩散模糊了；又如使用了成本低、颜色鲜艳的有机染料，结果字迹易于褪变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档案中的复写字迹褪变、扩散问题相当严重。我们带着褪色扩散的复写字迹档案和厂家交谈，他们才意识到产品的质量与档案字迹耐久性的关系，最后他们同意对配方做适当调整。

图4：复写字迹受潮、扩散、褪变

我们调查了上海墨水厂，带去墨水字迹褪变的档案，厂长和工程师看到这样的档案十分震惊：墨水字迹竟然会褪变到如此程度？此后他们对配方做了调整，增加了墨水字迹的含铁量，而且生产出了一个新的品种：“档案墨水”。我们还去了圆珠笔厂，也促进他们调整了配方，把原来一种圆珠笔笔芯油墨的耐光等级，由二级提高到四级。

档案馆里档案字迹的状况，简直就是生产书写材料质量的一面镜子，生产书写材料的厂家生产出了低劣产品，有时直接影响着档案字迹的寿命，关系太密切了。通过对档案制成材料的调查研究，我们学到了许多知识，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生产。

第二，深入到各级各类档案部门调研

1982年夏天，我参加了国家档案局组织的赴西藏工作组。从6月16日至7月15日为期一个月的工作，先后在拉萨、日喀则地区听取了二十多个档案部门对档案工作的介绍，参观了各级档案馆室及一些主要寺庙和名胜古迹。我侧重考察档案及其他文献资料保护的历史和现状，最后写了一篇关于西藏档案保护的考察报告，在报告中我运用西藏保护档案的过去和现在的状况，再次说明了在档案保护工作中控制温湿度的必要性。

在西藏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下（库内常年温度20度以下，相对湿度50％以下），保存下了大量的档案和其他文献资料，自治区档案馆最早的有1241年的档案，经卷的年代还要早一些。许多档案和经卷的保管，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保护条件。拿日喀则地区萨迦寺保管的经卷来说，他们保存的两万多部经卷，就是存放在大经堂的靠北墙一排架子上，架子高8米，长80米左右，每部经的包装与贝叶经包装相似，是较为严实的，此外并无任何特殊措施，架子上也无任何遮盖。这两万多部经卷，几乎是在与大气直接接触的情况下保管了好几百年。在这次考察中，自治区档案馆对自治区党委1952-1961年的档案字迹状况进行了统计，发现其中易于褪变的复写字迹的褪变率为：0.07一0.1%，而内地档案馆严重的要占20-30％。

图5：与西藏自治区档案局、馆同志们合影

右三是国家档案局副局长田风起

第三，要争取掌握和研究国外的有关情况

1985年，我和徐艺圃、丁文进应美国新闻总署和美国拜尔公司的邀请，对美国档案、图书部门进行了考察，受到美国档案界、图书界和历史学界的热情接待。前后共51天，途经华盛顿、波士顿、纽约、旧金山、芝加哥、克里夫兰、明尼苏达等城市，考察了30多个机关和企业，其中有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以及州、市、大学的档案馆、图书馆，参观了美国一年一次的资料图像管理技术博览会。回国后我发表了两篇文章：《对美国档案管理技术的考察报告》和《中美档案保护比较研究》。

图6：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孔飞力教授的陪同下，参观了哈佛大学图书馆，图书馆馆长（左3）接待了我们

考察中美国国家档案馆沃纳介绍说，美国国家档案馆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档案共32亿张，占据空间135万立方英尺。为了有效保护这些档案，他们在1981年和1982年进行了两次调查研究。请国家标准局应用数学中心和运筹研究部的专家共同设计调查方案和保护模式，对档案纸张的质量、种类、价值、保存要求、利用情况、损坏趋势等等进行了精确的统计，在此基础上制定了20年规划。比如调查中发现，在1.06亿张已经损坏的档案中有2600万张有较高价值并经常使用，在今后20年，有1300万张要精细处理（经修复处理）；大约有9300万张档案要经常使用，需要复制以便广泛使用；5200万张容易变质的档案中有2700万张需要立即复制。科学的统计大大地缩减了预算开支，从原来的11.5亿美元降到2亿多美元。

他们在制定20年规划中总结了一条经验教训，为什么现在档案保护要花这么多钱？因为国家档案馆建立太晚，保护工作被拖延了，延期保护，导致今天老化变质数量激增，费用增加了很多。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调查中统计的单位不是“卷”而是“张”，这对档案保护技术是合理的。他们邀请数字中心的专家帮助，这是完成调查的关键，节省了很多开支。调查的选样极其重要，这是要花功夫研究确定的。

第四，调研不停留在“面上”，要注重“蹲点”

我认为“蹲点”或者是“挂职锻炼”非常重要，只有蹲在一个点上，才能使调查研究扎实、深入和系统化。中央档案馆是我国档案保护工作内容比较集中完善的部门，他们聘我当档案保护顾问以后，我一有时间就去，在那里还有一间办公室。我在中央馆的各个有关部门进行调查访问，也去过他们的后库。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我发现要做好档案保护工作，不仅要改善档案保护条件、加强库房管理，还得做好从档案的收集、接收、消毒处理、整理、到最后的利用，乃至修裱、复制等档案工作各个环节中的档案保护工作。

在多数情况下，档案静静地呆在库房里，但有时要运转或被翻阅利用。在调查中我发现档案在动态过程中的保护问题常常被忽视，有时造成的损失往往也触目惊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提议中央档案馆要搞一个《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保护工作规则》，后来王明哲馆长接受了这个意见，在当时技术部主任冯鹤旺同志主持下，起草了一个由74条组成的《规则》，并经馆长批准试行，使工作进一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道路。这个《规则》应当说是个创新，是几十年来档案保护技术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其中的原则、要求、注意事项具有普遍意义。我认为：我们应当做到，在我们国家，中央和地方各级档案馆和各机关、企事业单位档案室保存的档案，都应当是在有保护措施的状态下保存，这是我这段时间蹲点的体会之一。

通过在“面上”和“点上”的调查研究，常常会使自己思考的范围扩大，水平也有所提高。不只是看到鼻子尖上的那么点技术问题，而是发现了整个档案保护技术工作和科学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关于档案保护工作的管理体制与人才培养问题，关于逐步建立若干各具特色的实验基地问题，关于档案保护工作制度化规范化问题，关于档案保护现代化问题，关于正确对待我国传统保护技术问题，关于档案保护技术世界水平问题等等。

图7：在中央档案馆的一次会议结束后，在楼前的合影

第五，深入调查不仅要了解现状，

还要关注传统

我非常注意对传统保护技术的挖掘与研究，如古代文物、图书保护的经验、宗教界对经卷的保护经验，其中许多技术方法是经过千百年的实践选择留传下来的，切实可行。有的即使通过科学实验，花许多人力物力也难以取得，这些对保护档案来说实在太可贵了。

1958年，我跟洛风（国家档案局副局长）、冯子直（曾三局长秘书）一行调查过成都的文殊院。这个寺院有个藏经楼，楼上保存了大量经卷，保存得很好，从来没有生过虫。访问了老方丈，他给讲了两条经验：第一，有两个小和尚专门负责经常性的清洁卫生，天气好的时候打开窗户柜门通风，天气不好时把全部窗子柜门都关好；第二，文殊院有个制度，每年选择天气干燥时，在藏经楼上摆开案子，将所有的经卷全部搬出来放在案子上，把院内的和尚全部集中到藏经楼上来，穿上干净的袈裟，点起香烛，每人抱着一堆经卷，一张一张小心翻动一遍，然后再把经卷放在盒子里封好，归到柜子原处。这项活动进行得十分隆重、严肃、认真。这是1958年了解的情况，后来1978年，相隔20年，我再次访问文殊院，这次看到的藏经楼已面目全非了，蛛网丛生、尘土堆积，经卷已被虫吃得一塌糊涂，虫子的密度很高，一卷竞达百头以上。据介绍，这座藏经楼的经卷自“文革”开始，就一把锁锁起，无人过问了。前后对比，难道不值得总结与重视吗？

图8：成都文殊院

我去故宫工作目的之一，就是要调查研究传统的保护技术，结果收获颇丰。举一个我国传统装具的例子，故宫博物院的墨库里，保存了大量的古墨，这些墨极其珍贵，有些就是艺术品，无价之宝。墨很难保存，湿了就要胀，干了就要缩，一胀一缩，墨就会开裂，乃至裂成碎块。然而故宫的墨已经保存了几百年，完好无损。过去对墨的装具很讲究，墨的包装，层次很多，可谓里三层外三层，甚至达五六层之多。各个层次使用的包装材料多种多样，有用大漆制作的盒子，有用红木、紫檀、楠木做的盒子，也有用纸板和锦缎制成的锦盒，按墨的形状，有大有小，这些盒子常常都是精美的工艺品，为了保护这些盒子，又制作了保护盒子的盒子。这些墨，经过层层包装之后，都存放在柜子里，库房是大屋顶、厚墙体，也是密封的。我称这种密封保存方式为“多层相对密封法”，密封空间与外界有所隔离，但与外界也存在着缓慢的交流，可以缓冲外界不利温湿度的破坏强度。

我们要关注传统经验，从宫廷到民间、从寺庙到墓穴，从温热潮湿到寒冷干旱地区，有关文物、图书和档案保护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要知道，我国已经保存下来的纸质宝贝何止万千，其中每一件都有如何保护它的精彩动人的故事，关键在于我们要善于发现、善于捕捉、善于挖掘相关课题，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去调查，用现代科学技术去研究。

档案有害生物防治

档案害虫防治是《档案保护技术学》中的一个章节，后来独立出来成为一门课程。开始我们学苏联，但不能将苏联课本中讲的昆虫照样搬过来，因此当时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是搞中国的档案害虫调查。大约在50年代中后期，由国家档案局、中科院昆虫研究所和人大档案系组成了档案害虫调查组，由档案局副局长洛风主持，指定我为组长，昆虫所仓库害虫专家赵养昌参加了调查组的工作。通过现场调查和通讯调查，共得档案害虫10种，发现其中有一种害虫，对档案的危害最大，经专家赵养昌先生鉴定，定名为“档案窃蠹”。这就是在课本中“档案窃蠹”这个名称的由来，后来重庆市档案馆开展了关于“档案窃蠹”生活习性及其防治等系列的研究，很有意义。

图9：受潮、虫蛀、霉变的档案

1960年我们对四川省各级档案部门进行了档案虫害调查，在53个发生虫害的档案部门中，被虫蛀的案卷达13万多卷。1964年我们又对湖南、广东两省196个档案部门进行调查，其中52个部门发生虫害，虫害密度最大的是广东省五华县公安局档案室，在30个案卷中拣出“档案窃蠹” 1800头。

客观形势迫切要求了解档案虫害的生态知识和防治技术，需要有一部更易于理解和掌握的《中国档案害虫防治》形象化的科教片。1978年档案系为专门化和培养研究生的需要，《档案保护技术学》一门课分设为四门课，我当时除了讲授《档案保护技术学》课程外，还同时讲授《档案有害生物防治》。为了讲好这些课，我一直想拍摄一部《中国档案害虫防治》科教片来辅助教学。这部片子从1991年底开始筹备，最初我编写了《中国档案害虫防治》的脚本，交给中国档案学会，学会列入了计划，作为中国档案学会系列片之二。我当编导，请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高工冯惠芬当副编导。拍片主要在四川，重点在重庆，因为重庆市档案馆在研究档案害虫及防治方面成果不少，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制作。重庆市档案馆与三军医大靠得近，有可能拍到害虫特别是档案窃蠹的生长发育繁殖的许多精彩镜头。我们先后在重庆、四川、武汉、南京、上海、北京等地拍素材。1993年底《中国档案害虫防治》这部长达48分钟的科教片制作完成，大家一致认为质量很高，具有科学性、知识性、实用性。

图10：冯乐耘在讲授新建课《档案有害生物防治》

中国档案修裱技术研究

中国档案修裱技术原是《档案保护技术学》课程中的一个章节。1954年在我开始建立这门课程时，这部分内容就使我十分动心，每次外出调研都要对当时当地的书画装裱、图书装修进行一番了解。对裱画的兴趣尤浓，如苏裱、杭裱、扬裱无一不去调查，总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特别是上海的一个裱画铺，老板叫刘定芝，许多画家都很推崇他。1957年8月我和刘凤志一起拜访了刘老先生，除了请教他关于裱画过程、工具、技法以外，还请教他关于裱画的历史。刘老先生知识广博，技艺精通，他手下有几位裱画能手。其中有一位是他的女婿，名叫张跃选，后来他被请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修复厂裱画室工作。我在故宫搞文物保护工作期间，这位裱画大师向我介绍过湖南马王堆出土帛画、帛书的修裱过程，有的破碎折皱不堪，有的粘结成砖，在张师傅的手下一一恢复了原貌。张师傅还向我介绍了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的裱画部分，使我进一步了解到裱画的史料。

编写《中国档案修裱技术》一书，是我最早萌发的心愿。我深知要搞这样的著作，光有一些调查资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对档案修裱技术的若干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取得一批成果以后，编书的条件才算成熟。1990年我在《档案学研究》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我国传统修裱技术研究》的文章，论述了传统修裱技术的优点及局限性，提出开展系统研究的必要性。1991年经国家档案局批准立项《中国档案修裱技术研究》，在这个项目下面设立七个子课题，为了更好地开展子课题的系列研究，1992年批准成立领导小组，我是组长，徐同根、冯鹤旺为副组长。领导小组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在开展课题研究中，应充分认识中国档案文献修裱技术的优缺点。对优点，应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深入地研究，从而使中国传统修裱技术优秀的东西得到发扬、丰富与提高，不应冲淡、削弱，更不应抛弃。对缺点，应通过研究，运用新技术加以改造，力求有所突破。”1995年系列研究课题先后由北京和各省分别完成，通过鉴定。这时编著《中国档案修裱技术》一书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国家档案局批准立项，并于1996年6月成立了由9个单位，20多人组成的《中国档案修裱技术》编委会，讨论了大纲，明确了分工。2000年10月《中国档案修裱技术》一书终于面世了。2002年《中国档案修裱技术》得到了中国档案学会专著一等奖。

图11：在安徽芜湖召开交流会，左5是中央档案馆馆长王明哲

苏州虎丘塔、瑞光塔封存

千年经卷状况的比较研究

这个项目从课题名称上看似乎应当由文物界立项研究，为什么会由档案界的人主持完成呢?说到这个问题，还得追溯到“文革”，我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曾经代表故宫去苏州参加全国文物保护工作会议，了解到1957年在虎丘塔一二层之间的“空弄”中，发现了一部使用磁青纸、泥金书写的《妙法莲华经》，共七卷（见图12），该卷已“炭化”呈棒状。

图12：虎丘塔和炭化的《妙法莲华经》

后来我被推荐为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的理事，又是在苏州召开了一次理事会，我又了解到，1978年在苏州瑞光塔第三层塔心“窖穴”中发现了一部同样用磁青纸和泥金书写的《妙法莲华经》，也是七卷，该卷封存完好如初（图13）。这两部经卷的质地、内外环境、年代(均为千年)等可比因素，一直在我脑子里盘旋，从而形成了一个研究课题，即《苏州虎丘塔、瑞光塔封存千年经卷状况的比较研究》。

图13：瑞光塔和完好的《妙法莲华经》

1986年我正式向国家档案局提出申请。为了课题的顺利进行，我邀请苏州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南京大学分析研究中心专家、教授参加，档案学院的教师郭莉珠、安小米和我的硕士研究生周萍共九人组成课题组。1987年国家档案局批准立项。由于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经卷，是珍贵的文物，取样甚少，必须进行微量分析或超微量分析，这又增加了难度。这就不得不利用各种关系去求助许多科研部门，我们得到了原子能研究院、轻工业部造纸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南京大学现代分析中心、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等单位的帮助。经过七年的艰苦奋斗，形成了五个科研报告，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94年12月28日通过了鉴定，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课题组采用先进科学技术进行测试、分析、研究，弄清了经卷纸张的纤维种类及配比，纸张胶矾的比例及其危害性，字迹的金银含量，“窖穴”密封条件完好、“空弄”密封条件受破坏的原因等等，定量地反映两塔所藏经卷载体、字迹材料成分及保存实际情况。通过对内因、外因的全面严格检测、分析，排除了其它因素影响，最终证实了温湿度对纸质档案的特殊作用：在适宜稳定温湿度的条件下，经卷可保存千年完好如初；相反则导致损毁。在档案文献保护领域内，这种通过对比研究得出如此确凿结论，在国内外尚无先例，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图14：参加鉴定的单位：文物保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国家档案局、人大档案系等

吴宝康主任在中国档案学会档案保护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说：“档案保护技术是档案工作中的‘半边天’，把档案保护技术作为档案学的一个部分，这是中国档案学的特色”。这个观点，吴主任在后来的多次会议上讲过，我们听了都很高兴、很振奋、很感激，我们在实践中不断理解其深刻的内涵。我们常说档案工作有六个环节：收集、整理、编目、鉴定、保管、利用。档案保护不仅是“保管”这一个环节的事，要真正保护好档案，必须把保护档案的理论与实践，贯穿于六个环节之中，任何一个环节不注意保护档案，就可能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再说档案工作最终还是为了保护好档案、利用好档案，档案不保护好还谈什么利用，档案不利用，保护好又有何意义，这些事实和道理很清楚地说明了档案保护的重要性。“半边天”的提法非常形象、通俗、寓意很深。

从1954年至2000年，我从事档案保护教学与研究共46年，我深感档案确实是国家与人民的宝贵财富，必须精心保护。虽然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对档案工作者来说，应当在有限的一生中，使档案的寿命得到最大限度的延长。

吴宝康先生曾说，冯乐耘同志是《档案保护技术学》课程的创建人之一，又是这门档案学分支学科的带头人，这门分支学科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这是冯乐耘同志多年科学研究和实践的总结，是有独创性的。“栉风沐雨，薪火相传;筚路蓝缕，玉汝于成”。冯乐耘教授回首在人大工作近50年的历程，感慨万千。择一事，终一生，坚持不懈。九旬冯老将自己一生的求学经历、事业拼搏、教书育人、心灵感悟以及家国之情融入字里行间，那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生命印记，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跃然纸上，折射出国家奋发图强的历程。

采写：70周年院庆口述史工作组

编辑：张全海

审核：韩曙光

设计：凯丽麦

排版：冉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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